他们从高丽赚取了海量的财富,又把海量的财富运回大明,不给高丽剩下一丝,只留下了满目狼藉的社会环境与民不聊生。
护厂队合起来的实力,比地方上的实力都要大,他们还约定共同进退,让官府需要看护厂队的眼色,到底是谁的天下。
李芳果无能为力。
军队被大明控制了,经济也被大明控制了,勋贵们也投靠了大明,甚至流民们为了一口饭吃,也被大明的商人们引导。
李芳果只是个国王,什么都没有的国王。
懂进退的李芳果只想着保护自己家族的财富和生命安全,以及荣华富贵。
不懂进退的李芳远已经死了。
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抗拒大明商人们的脚步的高丽南部,也因为前年的高丽民乱,彻底被打开了大门,坚持了十几年的李芳远,不光自己死了,他的多年来的成果也彻底消散。
袁容离开了汉城后,一路南下。
犹如弹簧,当年抗拒的多么坚决,如今垮的就有多快。
高丽南部地区土地兼并速度夸张的令人咋舌。
流民破坏了许多,加上新的政令,离开了土地的勋贵,那些土地属于无主的,大明商人们从乱军手中获得,属于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报答给了大明的商行。
加上经济的崩溃,物资的短缺,大明商人们用最小的代价,购买到了巨大规模的土地,控制了高丽南部三成以上的田亩。
例如黄麻种植区,高丽南部比北部更合适。
大明有上亿的人口。
商品物资运输的发达,对麻绳麻袋的需求仿佛没有止境,生产多少都会欠缺,工厂每年的产量都在提高,可是社会的需求也在不停增长。
于是黄麻从高丽北部种植到了高丽南部。
高丽的农业田亩渐少,粮食产量越发的降低,百姓们更难买到粮食,他们也没钱买粮食。
农业的兼并,人们无地可种,只有加入工业的道路,可是高丽没有工民联合部,没有社会资源分配模式,人力的过剩,以及资本的压榨,他们在工厂里干活只能获得极少的口粮。
十九世纪,伦敦的工人平均寿命是二十二岁。利物浦、普雷斯顿和曼彻斯特其他城镇的工人们,如果能活到十九岁就算很幸运。
英国的各个工厂,煤矿,不光有老人妇人,还有几岁的孩子们,只要能干活的,都会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与之对比的是绅士们。
英国的乡绅们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大多数绅士的住宅都有盥洗室,有些盥洗室还有冷热自来水。
在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例如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那里贫民窟的排屋,院子里充满了从厕所溢出来的粪便,深达近六英寸,人们在院子放置了砖块,以使住户可以不湿鞋子从院子穿过。
这才是资本社会。
为什么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百姓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因为他们过得太悲惨了,所以最后又诞生了先进理论。
袁容一路观察高丽南部地区。
成片成片衣不蔽体的流民们,蜷缩在城墙根下,城门口的门丁不允许他们进入城里乞讨。没有健壮的劳动力,更没有年轻漂亮的女性,这类人早就被挑走了。
与之相反。
当袁容进入全罗道罗州城时,城里的主干道上,大明商人们的居住区,不光修建了笔直的道路,模仿国内用石砖铺设,道路两旁全部是崭新的小楼房。
每栋楼房的大门前,竖立了一根煤油路灯。
栽种的树木,和修建的花园,把这片居住区点缀的犹如世外桃源。
门前花园里,男仆正在搬运家具,女仆在清扫院子,打扫的一尘不染,靴子底不沾灰。
与国内一样,大明商人们成立了片坊,推出了管理片坊的片坊长,维持居住区的治理,甚至成立了巡检司,保障居住区的治安,不让外面的人进来。
这里生活的人,除了大明商行的东家掌柜们,还有国内来的中高管理层。
他们的孩子在花园里嬉戏。
花园旁有广场,广场中央有孔子雕像和喷泉,不远处是学校,还有一座佛堂和道观,有片区居民一起出钱,请的清道夫们维持整洁。
刚刚从城外进城的袁容,在人们的簇拥下,有些不太适应,差距太大了。
这个差距,犹如天和地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