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溥的责任很大,他需要用更深的道理,让太孙了解事物运转中,其背后的逻辑道理,许多如常的事情,通过杨溥的语言,让朱瞻基感到了陌生。
“工厂的分工细化,不仅改变了传统工匠的性质,也改变了以往干活的意义。以前的时候,人们过去通过社会分工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例如工匠的群体,在以往是少部分,但现在几大部份人都是这样,至少城里如此。”
“新的工业化的经济利用了这种变化,建立了一个满足工人需要的社会,这些工人每天被关在工厂里长达十个小时以上。城市被紧密排列的工厂和新的房屋所改变。”
“商铺、剧院、公园、广场都为了满足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应运改变,就像在城市和乡村造成的改变一样,工人的大规模聚集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某种改变。”
朱瞻基尽量让自己听得懂,而杨溥则尽力让太孙理解。
从前朝因为组织民夫治理黄河,人员的密集带来的变化,有了反抗朝廷的基础,以及其中的关系,乃至于工厂兴起后,两者哪些相似的地方之处,所以又导致部分的改变。
“太子殿下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是水只在总体失控的时候才能浮现威力,一杯、一盆水都无法引起人的在意。”
“那么在此之前,如何治理小江小河,不让江河泛滥,对模式的全新认知,使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对其他人更加没有耐心。”
京城。
朱高炽同样在与朱棣讨论社会上的问题。
在后世人们眼里的近代西方文明,统治者们是这样认为的。
前工业社会,国家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个人都有价值,相互关心,这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每个人都对社会有贡献。然而,新的观念认为,个人的活力是其生活和整个社会经济成功的关键,个人和国家不应该帮助那些对他们没有帮助的人。
这种观念,即穷人不仅是在艰难时代掉队的简单的人,而是与其他人有本质不同的人。经济学家约瑟夫汤森在1786年的著作《有关穷人法律的论文》当中提到的:“穷人们不知道激励人前进的动因――自豪、骄傲、理想。”
总之,只有饥饿能刺激他们去劳动。
换句话说,穷人不是人,没有高尚的人权,只是牲口而已。
多年来的社会压迫,广大穷苦百姓开始了反抗,诞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理论,大家逐渐团结起来,无产阶级最伟大等等。
前者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面貌,而不是后世现代化社会人文,那已经是经过激烈抗争后妥协的背景,更有科技大爆炸的供养。
但就算如此,因为文明先天性的不足,哪怕后世的西方社会,对于个人的问题,也不认为总体有责任去帮助,所以维持西方社会道德的其实是经济水平。
多年来的富裕,让普通百姓的人性底线大大提高。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但凡西方社会经济稍微崩溃或者倒退一点,带来的无一例外是无序的打砸抢杀,人性的大倒退。
因为他们的个体知道,他们指望不上总体。
那么大明呢。
儒家是什么?
儒家你可以说他好,也可以说他坏,但在儒家的体系下,宗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产物,总体对个体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个体为了总体的责任和义务。
这也是朱高炽当初认为自己在北平有优势的原因。
“北方多年来人口倒退,虽然如今北方人口恢复的很快,但是因为移民的原因,宗族势力衰退,反倒是南方,因为南方最初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促成人们更加的团结,所以宗族势力很强大。”
朱高炽认真的说道。
儿子的看法,朱棣非常的认同,他去过南方很多年,南北社会风俗的巨大差异。
历史上王阳明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与对宗族的约法,把宗族纳入了官府的治理范围内,形成了互补的关系,有利有弊,总体上利大于弊。
();() 不光要求宗族加强德的治理,也要求宗族兼顾法律,违法的族人,为了宗族的名誉和权利,整个宗族都需要监督和督促。
整体上提升了宗族的素质水平,为国家的稳定提供了巨大帮助。
乃至清朝时期,没有矛盾都要创造矛盾,不光南方宗族互相打成了狗脑子,北方不同的族群的矛盾也大大加深,成为了死敌常年敌对。
“所以儿臣虽然多年来,不断加强地方上的管理体系,可是大明律仍然无法全部施行下去,特别是在遗产税等方面,南方的反抗依然很强。”
朱高炽忍不住的感叹。
朱棣笑道:“你要拿走别人的钱,别人当然不愿意,只不过南方不像北方,北方的宗族势力弱小,所以无论是哪家商行,很难违背你的要求。”
“不止如此。”朱高炽摇了摇头。
北方大明工局的影响力更强大,而南方民间商行,虽然在能源等行业的势力不如北方的民间商行,可是在其余的行业,南方依托传统经济雄厚的优势发展的很快。
特别是随着海贸的兴起,南方的商人们在海外发展的更快,已经逐渐赶超北方的民间商行资本。
北方的商行发展的早,许多老商行例如张德辉和周有容他们,虽然也是抗拒财产上面的法律,可是总体上无法反抗,朝廷很快能压下去。
如今南方的商行规模越来越大,那么如何征收遗产税,成为了朝廷当下的难题。
他们把财产纳入族产,变相的对抗遗产税。
长此以往,他们的资本会越来越大,势力也会越来越强,不利于大明未来的稳定和发展,甚至最后被南方商人们控制朝堂。
未来的道路如何发展下去,朱高炽看不见。
但是他希望的是尽快把社会生产力提高起来,从经济与思想上入手,尽力的保障老百姓们的权益,而不是盘子还未做大的时候,利益阶层先失去控制,把所有的蛋糕吞完。
此次让长子去南方巡视,除了增加儿子的见识,也有让大臣们摸底南方工厂发展的情况。
朱高炽希望通过此次的摸底,更加清楚的认清楚,从而制定针对的措施,遗产税绝对是要贯彻下去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能控制资本,那么他死后更无人可以控制。
他不认为自己能一直控制,但他希望至少能打下基础,指出一个方向,而不是掉过头来吞噬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