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燕姐妹俩都被封为婕妤,贵倾后宫。
而原来的许皇后、班婕妤乃从此失宠。
赵飞燕为了专宠,又在成帝面前诬告许皇后、班婕妤用巫蛊术诅咒后宫、谩骂皇帝。
成帝一怒之下,就将许皇后废掉,班婕妤也离开皇帝去长信宫侍奉皇太后。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赵飞燕的娇艳妩媚搞得成帝如醉如痴。
成帝进而想立赵飞燕为皇后,但太后王政君不同意。
成帝虽说是一国之君,但在立后这个问题上不能不听从太后的意见。
如今太后反对,成帝也不敢一意孤行。
为此,他整日郁郁不乐。皇帝不乐,淳于长却高兴了。
一直在察言观色、窥测时机的淳于长认为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来了。
皇帝遇到了难题,如果能够为他解决这个难题,不就能得到皇上的宠信吗?
淳于长当时负责宫廷警卫,而且专门来往于皇帝与太后之间传递信息,加上太后又是自己的姨娘,有这双重身份,使他在太后面前无话不谈。
当他得知太后之所以不同意改立皇后,主要是因为赵飞燕出身微贱时,就及时将这消息通报给成帝。
同时,他也在太后面前尽力为立后一事斡旋,终于说得太后有点松动。
成帝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先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成阳侯,以提高赵飞燕的出身。
一个多月后,终于下诏正式改立赵飞燕为皇后。
几经周折,改立皇后终于获得成功,成帝非常高兴。
通过这一事件,淳于长不仅赢得赵飞燕的感激,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成帝的极大信任。
在成帝看来,没有什么大事比帮助自己将宠爱的赵飞燕立为皇后更令他高兴了。
反正皇帝手中有的是官爵,他决定给淳于长晋爵。
别看成帝糊涂昏庸,有时却也颇为清醒。
他知道,单凭淳于长助立皇后一事就给以晋爵,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必须另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淳于长又毫无政绩可言。
不过,在那个时候,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样,“欲加之功,何患无由?”
成帝终于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事:成帝即位后,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陵墓。
后来又觉得霸陵曲亭南面的地势雄峻、开阔,于是重新在曲亭以前修建昌陵。
昌陵动工后,将作大匠(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解万年提议因陵置邑,并从其他地方迁徙民户以充新邑。
从展的眼光看,这开始就是一件坏事。
但淳于长提出反对意见,主张已迁往新邑的民户各还故乡。
这一主张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也得到成帝的赞成。
这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时也就很快过去了。
如今要给淳于长晋爵,成帝认为可以在这件事上做做文章。
于是,成帝下诏,旧事重提,大大称赞了淳于长一番,说他“建至策,民以康宁。”
乃以此为由头,封淳于长为关内侯。
关内侯是当时二十等爵的第十九级,仅次于彻侯,封有食邑若干户,有按规定产数征收租税之权,地位显赫,非一般官吏可比。
仅隔几年,成帝又封淳于长为定陵侯,享有在法前的封国。
淳于长无功受此显爵,真是恩典非常。
从此,淳于长大得皇帝的信用,成为皇帝身边少数几个宠臣之一。淳于长货权纳贿“贵倾公卿”的权势像催化剂一样,使浮于长内心深处的贪欲急剧地膨胀起来。
如果说此前他还贪迹不显的话,那是因为他少权乏势,贪赃对他来说,乃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而当今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既是侯爵,又是宠臣,可以为所欲为了。
淳于长的贪,突出表现在收受贿赂上。
淳于长利用自己是皇帝宠臣的身份,广泛交结诸侯和各地牧、守,当然是大获成功。
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的一时喜怒,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升迁降黜,甚至生死存亡。
多少人就是本摸准这一点,往往动辄获咎,言出祸随,甚至落得身异处、全族被诛的悲惨下场。
一些诸侯及地方官为了升官,必须投皇帝之所好,因此及时地了解皇帝的好恶和意图,就非常重要了。
其次,朝中的政治风云极为复杂,瞬息万变,远离朝廷的地方官甚至一些诸侯为了不致于糊里糊涂地卷进政治漩涡,也极需随时掌握朝中的形势和风向。
更重要的是,地方官要升迁,就需要有人经常在皇帝面前美言和引荐。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皇帝的宠臣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