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
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
居摄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为国讨贼,以安社稷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
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
居摄三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后被诛杀。
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
始建国元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
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
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
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
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
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
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
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
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
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
天凤二年,五原、代郡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
天凤四年以后,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
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
同年,琅琊海曲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展到数万人。
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东海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
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的起义、羊牧在江夏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的起义。
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
地皇二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
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
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
因此于天凤四年全国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
地皇四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
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
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
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
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
公宾就斩了王莽的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百姓们听说王莽的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