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建武之初四周强敌环伺,内部也有人怀有异心,政权并不稳定。
仅仅建武二年一年,刘秀政权便生了多次反叛事件。
这也决定了刘秀此时并不可能像承平帝王那般实行夷三族的残酷手段,仅有刘扬、刘让被杀,不仅没有牵连其他真定族人,还将刘扬之子刘得封为真定王。
郭家不过是刘扬的妹夫家族,未参与谋反,按律不当牵连,更何况郭圣通有诞育皇嗣的大功。
因此,在这样特殊的形势下,阴丽华所拥有的优势不过一句空谈。
此时,真定王室之人也在惶恐不安之中等待着刘秀将如何对待他们。
建武二年刘秀争夺天下的资本只有河北,而河北旁有幽州彭宠反叛,内有内黄五校贼作乱,而此时刘秀则面临关中、南阳、淮阳等地多线同时作战的问题。
虽然真定宗室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实力与刘秀对抗,但是他们如果联合彭宠作乱,刘秀则抽掉不出足够的兵力平乱。
在面临与真定王室族人矛盾激化、河北动荡的状况下,立郭圣通为后,刘强为太子,恰恰是可以向真定王室表明皇帝无意牵连刘扬族人的态度,缓和真定王室族人焦虑情绪的最佳选择。
郭圣通作为连接真定王室与刘秀之间的桥梁,在刘秀建国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一直伴驾左右。
而郭氏家族也并没有参与到刘扬谋反之中,仍然有从龙之功。
东汉初年的功臣宿将,除了少数几人在刘秀去河北之前便跟从他,均是刘秀离开洛阳之后,从各地慕名追随而去的。
只知皇帝身边有一位身世显赫的郭圣通,而不大清楚原配阴丽华。
最重要的是,郭氏有子,对于拼上全家性命跟着刘秀打天下的群臣来说,继承人才是保障王朝传承,保住胜利果实最重要最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他们不太可能因为阴丽华是原配就支持她当皇后。
刘秀在有一次在打仗过程中失踪,众将不知刘秀死活,焦虑不安,吴汉情急之下甚至想到了奉刘秀的侄子为主,可见新生的建武政权对继承人的迫切需要。
阴丽华虽占有原配名分,又有刘秀的推重,但无论从出身、资历、子嗣、对政权的作用和对朝臣的价值等各个方面上来说均无法跟郭圣通相比,在刘秀建国过程中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故立阴氏为后,实众心难服。
且中宫正位,身负管理后宫之责,以阴丽华的资本也很难管理出身高贵且育有子嗣的郭圣通,所以她坚决辞让,始终不肯接受后位。
考虑到国家形势和朝臣们的不安,刘秀最终不再坚持立阴丽华,接受了她的辞让。
建武二年四月在苏茂杀淮阳太守依附另一位称帝的宗室刘永之后,刘秀册封宗室,五月封谋反的故真定王刘扬之子刘得为真定王。
六月,郭圣通被册封为皇后,其子刘疆被册封为太子。
阴丽华以原配名分让出后位成为刘秀后宫特殊的存在、刘秀得以有嫡子作为正式继承人稳定朝堂、郭圣通得到皇后之位。
不得不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国家角度考虑,这个决定是三个人最恰当、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建武四年五月甲申,阴丽华在元氏县生下长子刘阳。
这是一次颇为不平凡的出生经历。由于史料缺失,我们并不知道刘秀出于什么缘由,不惜建武初年财力窘困,坚持要带怀孕的阴丽华从军,只知道刘秀将行军度压倒最低,是正常行军度的一半。
虽然没有直接记载这是为了照顾孕妇,但春秋战国时期的路况条件即可达到半天3o公里。
更何况数百年后驰道纵横的东汉时期,而史料也并没有记载刘秀有什么其他特殊情况,因此刘秀以奇慢无比的度行军,大约是与军中带着孕妇有关。
而大军一动,每日军粮辎重马匹嚼用就花费不菲,在建武初年,黄金一斤买五升豆子的时期,这是一次颇为昂贵的出生。
刘阳在刚一出生时,便得到了父亲的特别喜爱,刘秀见这个孩子颜色红润、丰下锐上,认为其像圣君尧,并且以皇朝国运所系的赤色为之命名为刘阳。
同时,阴丽华也越来越受宠爱。之后又相继生下刘苍、刘荆、刘衡、刘京四子。
阴丽华身居贵人之位十数载,俸禄不过数十斛,这在国家富足的东汉中后期无疑是较低的待遇,但是在建武年间却是不折不扣的高工资。
国家刚刚建立,战乱时期农业生产严重破坏,战争靡费巨大。
建武元年,朝臣百官俸禄不过升斗米。
建武三年,一斤黄金只能买到五升豆子,在外打仗的士兵没有军粮只能用果实充饥。
到了建武六年,国家经济稍微好转,作为仅次于列侯之位的关内侯,月俸不过二十五斛,由此可见其他官员的工资也颇为可怜。
建武十三年之前,皇帝皇后没有仪仗,直到打败公孙述才运到洛阳。
国家平定之后,各地开始进献珍品美味,但刘秀自己都不吃,而是分给列侯。
直到建武二十六年,百官俸禄才增加到正常水平。
阴丽华身为刘秀妃嫔,与刘秀同甘共苦,亲眼见证着这个王朝的建立。
东汉初年,天下兵戈四起,甚至达官显贵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建武六年刘秀赐给隗嚣的财宝竟在运送途中被偷走,由此可见当时治安之混乱。
建武九年,毗邻京师洛阳的颍川和河东两郡生变乱,叛军和盗贼四起。
此时阴家因为富比王侯而成为了盗贼眼中的目标。
阴丽华的母弟被贼人劫持,在官府的捉拿时,被盗贼杀害。
实际上,两汉民风彪悍,东汉安帝、顺帝时期,法治松弛,盗贼甚至劫持王公大臣作为人质勒索,就更不用说天下未定的东汉初年。
这令刘秀感到甚为悲伤。
皇妃家眷遇害,皇帝下诏安抚,也在情理之中,但皇帝的诏书却偏重于强调自己不忘与原配的患难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