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不法,听说蔡邕的琴鼓得好,于是告诉桓帝,命令陈留太守督促他启程。
蔡邕不得已,走到偃师,假称生病,返回家中。
蔡邕在家里无所事事,品玩古董,不与时人来往。
受东方朔《客难》及扬雄、班固、崔骃设疑自通的启,于是汲取百家之言,肯定其中正确的而纠正不对的,创作了《释诲》来警惕和自勉。
建宁三年,蔡邕被司徒桥玄征召为掾属,受到桥玄的厚待。
后出任河平县长,又被召拜为郎中,在东观校书,升任议郎。
当初,朝廷认为州郡会相互勾结结伙营私,于是下令互为婚姻的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察官吏。
后来又有三互法,规定互为婚姻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禁忌更加严密。
选用官吏,非常不容易。天下十三州,有十一州的人都不能担任幽、冀两州的官职,致使二州的官职缺职很久都无人接任。
蔡邕上疏建议灵帝废除近禁,不要拘于时间与三互法,只要合适的就可以任用。
但灵帝没有理会。
汉灵帝喜爱辞赋,又创作了《皇羲篇》,因此许多人是因为会作文章才得到任用。
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引来很多无操行趋炎附势的人,都在鸿都门学任职,喜欢讲一些地方风俗、乡里小事,灵帝非常高兴,不按常理来提拔他们。
而几十个市井小民,谎称自己是宣陵孝子,都被授予郎中、太子舍人的官职。
当时常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冰雹、蝗虫为害。
而鲜卑又侵犯边境,百姓为劳役赋税所苦。
熹平六年,灵帝下诏自责,并下令群臣各自陈说可行的治理国家大事的措施。
蔡邕上密奏陈说应该施行的七件事:
明堂月令。
天子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及季夏之节,居明堂迎祭五帝于郊。为了导引神气,求福丰收。
清庙祭祀,孝敬祖先,养老设教,告诉人守礼化俗,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祖宗恪守奉行的。
而有关部门常因藩国有丧,宫内生育,以及吏卒病死,经常生禁忌,缺而不行。
只看到南郊斋戒祭祀,没有废缺,至于它祀,每有不同的说法,难道南郊卑而它祀尊贵吗?孝元皇帝的诏令说:礼仪所敬,莫重于祭祀,所以全心全意亲自奉行,是为了表达其肃敬之情。
而孝章皇帝元和年间的旧事,再次申明议修群祀,以祈丰年,前后诏书,用心诚恳。
而如今以来,更换太史,忘了礼敬的大事,听任禁忌的书流行,拘信小故,亏废大典。
难道说宫廷广大,臣妾众多也可以不祭祀吗?
从如今起,斋戒祭祀的制度,应该按照以前典章执行,才可以说对灾异的生,作出了回答。
臣听说国家即将兴盛,常常听到好的建议。往内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治理情况,往外也可以了解百姓的情绪。
所以先帝虽然聪明圣哲,还是广泛征求意见,询问政治之所以得及其之所以失的原因。
又因生灾异,寻访那些隐居不仕的高士,重视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的察举。
直言敢谏,不绝于朝廷。陛下主政以来,连年生灾异,没有听说下诏征召贤能,真正应当遵循过去一些好的措施,让忠心耿耿的大臣挥敢想敢说的精神,让《易传》所说政悖德隐的话不得流行。
访求贤能的方法,不只一种。有的人因道德修养好而著名,有的人因直言敢谏而被人称道。
如今,朝廷里面的人,没有因忠信受到赏赐的,反而常常因诽谤诬蔑而被杀害。
因此群臣闭口,不敢说话。
郎中张文,以前一人敢于直谏,陛下采纳他的意见,斥责了三司,群臣心悦诚服,平民百姓也高兴。
臣认为应该提拔张文担任要职,用以劝勉忠贞之士,向海内宣扬,广开贤明政治之路。
司隶校尉、各州刺史的职责是督察不法,检举坏人,分清是非。
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守法、痛恶坏人坏事之心,杨熹等检举劾办的,效果最好。
其余有的不理不申,有的枉法曲断,都不称职。
有的本人就有罪过或错误,与下面所应检举的相同。
而法纪败坏,无人揭,公府台阁也默不作声。
五年诏令,议遣八使,又令三公采长史臧否考察人民疾苦,上奏陛下。
这时奉公守法的人,欣然得志,为非作歹的人忧恐失色,怕得要死。
但是,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忽然停止了。
从前刘向上奏说:决策犹豫不决的人,为一般小人大开方便之门;养成了优柔寡断习惯的人,招来谄媚诽谤的坏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