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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章 两位牛人（第1页）

第一场考试李谕几乎是连消带打，绞尽脑汁。

关键很多题目他都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人名，题目原先把威廉一世翻译成了“维廉第一”，把汉尼拔翻译成了“罕尼伯勒”，就问这四个字谁看第一眼不会蒙？

反正李谕当时是很蒙圈的：这谁啊！咋就三大名将了！

后来想到肯定不是凯撒，大脑再使劲一挤，在行将宕机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这不就是拔叔的名字嘛！

要不是从小汉语拼音和英语音标都过关，根本想不出这种奇怪名字到底是谁。

当时的翻译工作的确任重而道远，也难怪京师大学堂要把同文馆合并过来改称译学馆。

总之史学考试算是蒙过去，而且看周围考生们的眼神，似乎也考得不咋地，这就放心了！

第二场考试是修身大义，又把李谕难为住了！

虽然他背过不少古文诗词及历代名篇佳作，但是让他讲明白经义就有点开玩笑。

唯独想到可以用上的就是当初考研时也曾经非常现实地准备过考公，毕竟多一条路嘛！也曾学习过申论，没想到这东西在晚清还真是蛮有用的。

没办法，李谕再度使出了接化的本领，在他的认知里，“修身大义”反正只要说明白了，言之有理即可；然后不就是引经论据嘛，虽然自己背的经义远没有其他上私塾的考生多，但总归都是历史名篇。

区别就是二十一世纪能背几句古诗词就很不错，但在晚清，由于这些名篇大家都会，反而显得太俗没多少人用，不然显示不出自己博览群书。

李谕就管不了那么多，俗就俗吧！能说有错吗！？

而且不出意外，这可能就是自己得分最低的一科，听天由命吧，只能靠其他科目弥补弥补。

当天最后一场考试为教育学，对李谕来说其实就简单许多。

因为哪怕不是师范生出身，没有看过教育心理学等着作，也不用担心这一科考试，说到底李谕上了那么多年学，对教育的认知几乎可以说远远甩开所有晚清人士。

——他就是个现代教育的产物。

所以李谕可以写的太多了，刷刷刷就洋洋洒洒写了个长篇大论。很多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在晚清都是时代的新事物，包括义务制应该多少年、从几岁开始上、先上什么科目后上什么科目、难度如何递进、小学中学大学如何划定等等。

你是怎么上的学，就怎么写。在当时把这些写出来就是非常先进的。

要不是时间有限，李谕都想给他论述到如何建立研究生院。

当天的考试结束，按照学堂的要求，第二天没有考试安排，西学的几科要在后天才会开考。

李谕走出考场，努力伸了伸懒腰，这时也有空四顾环顾了一下，他现报名的人数还是不少的，尤其是师范馆的考试区，粗粗估计一下也得有六七百人。

虽然后世北大每一级都有四千多名新生，但是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招生，考试人数算上仕学馆也仅仅不到1ooo人，录取人数肯定还要远比1ooo小得多。

也不必纵向和一百年后比，横向和旁边同时期的日本比比就可知晚清人才何其稀缺。

这一天的考试下来，李谕感觉自己还是不太适合文科考试。

自己是理工专业出身，现在才现文科或者说人文科学难度真心也不小，绝不是随便吹吹牛就可以。

只不过以前看过不少开国学班的骗子，还以为就那么回事，现在深入去落笔写才知道真大师和国学骗子区别太大。

当然他有这种感觉也是因为二十一世纪的国学骗子们已经伪装得很好，到处以假乱真充当大师，真有不少人被忽悠进去。

李谕正准备回家时，有两人叫住了他。

“请问，阁下可是李谕先生？”

李谕回过头，看到了两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回道：“在下正是李谕，请问二位是？”

稍年轻的一人立刻激动道：“真的是李谕先生！太棒了！我就说今天肯定能在考场遇见您！您要比照片上精神多了，第一眼没敢认出来！”

稍稍年长的另一人用一口标准的浙江口音笑道：“看你那大惊小怪的样子，能不能不要这么激动！”然后他转向李谕说，“实在不好意思，李谕先生，其实我见到您也有点激动。给您介绍一下，我叫冯祖荀，他叫何育杰，我们也是来参加大学堂的招生考试。”

李谕心中一惊，这两个人的名字自己都知道！

冯祖荀是后来北京大学第一任数学系主任，从踏进数学门开始，后半生的近四十年就全部奉献给了北大数学系。

37年北平沦陷，北大和清华等学校南迁昆明，与南开大学成立了西南联大。

但是各校终究还有一些固定资产无法迁走，所以都会留下少量教职员看管校产，总不能让日本人拿象牙塔当成自己的思想统治工具！

北大留校的就是周作人、冯祖荀等。当时冯祖荀已经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也实在不适合随校南迁。

当然也有部分学生无法南迁，留在了北平。但是这些学生很多就此辍学，因为敌占期北平的北大被称为“伪北大”，他们宁可放弃学业，也不愿意带上个“伪”字。

冯祖荀作为留平教授却依然顶着个“伪”北大教授的名字去上课，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教书，难道叫日本人来教？我课堂上坐的是中国学生，我教的是科学，何‘伪“之有？”

学生们自然是痛恨日本人的占领，但冯祖荀却不愿意学生们真的荒废学业。

如果学生们真的不愿意在所谓的“伪北大”读书，他就帮忙联系了当时没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大学（这所大学后来合并到了人大和北师大），安排学生们去那里“借读”，并且许诺将来也会北大毕业证书。

中国大学当时日子同样一点都不好过，虽然留在北平，但是断了政府的经费，又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钱，各方面校务运营非常艰难。从校长何其巩到教职人员以及在校学生，几乎人人忍饥挨饿。

好在当时迫于国际舆论，尤其是来自英美的压力，日本人终究是一直没敢动这所大学，里面毕竟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