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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部 粉饰太平 第22章 苦难的童年（第2页）

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建武二十一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

鉴于王莽的教训，光武帝，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确定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政策，从而为东汉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比如实行“逸政“安边，不妄开战端;着眼于合作展，实施扶持政策;试行“以边制边“，采取“自治“政策等。

从主流上看，光武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

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帝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乐此不疲。

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展。

范升，东汉山西代县人。他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

范升的青年时期，正处于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宁的时期。

其时，青徐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展蔓延，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即将爆。

但王莽政权还在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大批征兵力，攻打周边少数民族。

另一方面，为了标榜自己的贤明，还在不断笼络文人学士。

故此时范升被王莽政权的大司空王邑征用，引为汉曹史，辅佐王邑制定政策。

范升很了解全国的局势，曾专门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当时的危险不只来自外族，而主要来自国内。

他指出，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是田地荒芜，粮价腾跃，吏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

他奉劝王莽政权迅改弦更张，并以十分急切的心情，表示要亲自见到王莽，陈述自己的意见。

但利令智昏的王莽政权非但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在危言耸听，遂把他送上巡视地方的车子，将他送到上党，说是让他到那里巡视。

其时，刘秀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上党，范升遂留在了起义军中。

因为范升枉当时有一定的学术声望，而且颇懂政治，所以东汉建立以后设立经学博士时，他与粱恭等人被刘秀立为《易经》博士。

他很谦虚，认为自己比粱恭年轻，又不比粱恭经学深明，曾上疏要求更换他人。

刘秀因此更看重他，多次下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自西汉以来，一些懦生就以讲经为名，把自然界出现的一些怪异现象与人事的安危祸福联系起来，用经学的条文加以解释论证，后人有称这种懦术为“天人之学“的。

这种风气，在齐地尤盛。特别是对于《易经》的讲究，更把它当作占卜未来吉凶安危以及重大政治变动的卦书来看待。

刘秀建立后汉后，不少儒生就大言吹嘘，说这是他们早已予料和推断出的事情。

刘秀虽然不信这种胡说，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很推崇这种君权神授的现点，所以，到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更盛行起来。

刘秀还企图把一些专门研究“天人之变“的易学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经学抬高到至尊的地位，在中央为之设立博士员位。

范升毕竟是一位儒生，他大概明于辨事，而不熟悉实际。

汉明帝永平年间，他曾出任聊城县县令，很快就被免职。

不久，死在家中。但在中国儒学展史和政治思想史上，他还有一定的地位。

从范升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死啃经书、食古不化的书生，而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相当敏锐的政治见识。

他善于观察分析形势，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这是他能够受到刘秀的重视和礼遇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从汉武帝把儒学抬到独尊的地位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一种统治思想。

这种思想，以讲求忠孝仁义为本，以孔夫子的传教为经，在统治阶级中逐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背离了这些经训，那就会使封建统治的秩序生混乱，政治思想的统治就会动摇。

从西汉后期以来，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十分重视经学的本源和师传，不使异端学说混杂。

邓禹十三岁时，就能朗诵诗篇，在长安从师学习，当时刘秀也游学京师，邓禹虽年幼，但见到刘秀后就知道他不是一位普通人，就与他亲近交往。

数年后回家。

等到汉兵起，更始即位，豪杰们多荐举邓禹，邓禹不肯相从。

后来听说刘秀安定河北，邓禹就驱马北渡黄河，追刘秀到邺县。

刘秀见到邓禹很喜欢，对邓禹说：“我有封拜官吏的特权，你远道而来，难道是想做官吗？“

邓禹说：“不愿做官。“